业务动态

“海关指导价”或“市场平均价”价格申报型走私的辩护方法

在刑事辩护实践中，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形：企业在进出口申报时，为了通关顺畅，习惯性地参照“海关指导价”或“市场平均价”进行申报。结果，一旦海关稽查发现申报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不完全一致，就可能被认定存在“虚假申报”“少缴税款”，甚至被立案侦查。

但从辩护的角度看，这类案件往往不能简单以个别申报单据来判断主观故意和实质危害，而应当放在整体贸易行为中去评价。

首先，从主观方面来看，这类价格申报行为往往是出于对监管规则的信赖或模糊理解。企业认为“贴近指导价”更容易通关，而不是有明确偷逃税款的故意。

在连续多批次进出口交易中，企业常常在同一价格区间申报，既有略高的，也有略低的。单独看某一票可能存在低报，但从整体交易周期看，有时反而多缴了税款。

因此，企业主观上并非追求非法获利，而是在一种行政依赖或经验惯性的模式下操作。刑法判断主观故意，应坚持“主客观相一致”原则。如果行为人对结果是放任而非追求，甚至出现多缴情形，那就不能简单推定其具有偷逃税款的直接故意。

其次，从监管关系来看，海关长期以来通过大数据掌握不同商品的价格区间，这些数据本身在企业端形成了“限价”心理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行为人对“如实申报”的理解与行政机关的期望存在偏差。监管方希望以实际成交价为准，但企业在实务操作中，往往以“能顺利放行”为核心目标。

这种结构性错位，决定了部分企业在心理层面并未形成对违法性的明确认知。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，应当充分揭示这种“行政引导—行为依赖—刑事追责”的链条，避免将制度性模糊简单刑事化。

第三，从危害后果看，刑法保护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，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申报准确度。

只有当行为导致国家税款实质性流失时，才具备刑法介入的正当性。

如果整体进出口行为经过核算，实际缴纳的税额与应缴税额差距有限，甚至部分超额缴纳，那么从结果上看，其对国家财政并未造成实质损害。

因此，应当以整体贸易行为的净影响为准，而非单次申报的偏差来评估危害后果。

最后，从刑事政策与社会效果来看，价格申报型案件与传统的违禁品走私、绕关走私完全不同。前者多源于价格理解偏差或合规缺陷，社会危害性显著较低。

如果简单地以“少报一票就构成犯罪”处理，不仅可能与刑法谦抑原则相违背，也会导致外贸企业“报关恐惧症”，影响正常的进出口秩序。

刑法的介入应当保持克制，对因制度模糊、监管导向或惯例操作导致的行为，应当优先通过行政补税、罚款等手段矫正。只有在确有明显主观故意、数额重大、危害严重的情况下，才应考虑刑事责任。

从辩护角度来看，整体评价并不是“为行为开脱”，而是为了让事实回归逻辑、法律回归理性。

刑事案件的本质在于评判人的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、行为是否真正造成社会危害。

当企业的行为更多体现出合规偏差而非恶意逃避时，用刑法的手段去定性，就可能背离了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。